要測試寬容度，不是找那些原本就與我們相處融洽的人事物，而是得和自己所不欲的人事物之間進行溝通與和解。（Sachs 2013: 252）
什麼是婚姻？結過四次婚的美國大法官W. O. Douglas說：「婚姻是要一起同甘共苦，期盼持續恆久，且是近乎神聖的親密關係」（轉引自Sunstein 2015: 157）。依此，親密關係要能是婚姻，還需要雙方願意同甘共苦、期盼恆久──儘管說出這句話的人可能自己也做不到。但即便願意同甘共苦、期盼恆久，事實上，還是有親密關係會被排除在婚姻之外，本文圍繞的同性戀婚姻即是一例。於是，許多倡議者標舉著「自由戀愛、平等成家」，要打破前述的界線，讓婚姻家庭制度對同性戀開放，使同性戀的親密關係也受國家尊重，擴大及格或理想婚家的範圍。[1]
你從不知道，國家給的不只是承諾
為什麼要爭取進入婚姻的權利？這是因為當代的婚家模式已從私人關係，走向制度、受到國家保障，這意味著，透過制度，有人能走入家庭，也就有被排除在外的人[2]。透過分析婚姻制度的特質，Sunstein（2015: 155）指出，婚姻制度既顯示了國家對人們關係的正面肯認，同時間，也由國家對其肯認的婚姻模式提供物質利益。也就是說，國家的婚姻建制實是存有二重特性，一方面由國家決定誰有資格進入婚姻制度；二方面國家也決定在婚姻裡能享有什麼、不能做什麼，例如，配偶可以享有免稅額，但不能有婚外性行為。
就此而論，被排除在法定婚姻之外的群體，也就意味著其親密關係不被國家認可、更無法享受因婚姻制度所帶來的利益，形成對特定群體的權利限制。陳昭如（2010: 162-189）即列舉了許多因婚姻而有的特權，包含獲取國家的補助、醫療權、民事救濟、訴訟程序等，皆因配偶的身分而有優先權或特殊地位。這是相當重要的戰場，支持婚姻平權的人，時常會舉出同性伴侶因沒有婚姻關係，而無取得醫療同意、[3]遺產分配諸權利的問題。而反對者則表示，這些權益受損的問題可藉確認家屬身分而解決（立法院公報 2014: 271）。但儘管反對者強調家屬身分的效用，但為什麼同志需要去申請為家屬，而不能用婚姻關係取得該權益？更何況，事實是，同志伴侶在就醫時其家屬身分不被承認的例子亦不勝枚舉。
幸福誰都說不定的 怎能貪婪地霸道地詮釋你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然指出，同性戀者間的親密關係不被國家保障，不僅是象徵意義上的缺失，更意味著特定權利的喪失。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能否進一步宣稱：這條沿性傾向所劃的婚姻禁止線，是對同性戀的不平等？
平等一般有兩個構面，它既在道德上肯認人們的平等地位，也考量人們在現實上所受到的待遇是否符合道德平等的要求（錢永祥 2014: 390）。具體來說，平等意味著相信人們能夠詮釋自我的價值，而其自我詮釋也應被尊重，在待遇上也不應受到出於貶抑的差別待遇，從身分政治出發，我們更不該否認或消弭與群體認同相連的差異（ibid.: 416-417）。南非大法官Sachs（2013: 251）同樣強調平等在道德上蘊含著肯認差異的精神，在待遇上則反對排他、反對邊緣化，同時具有使社會充滿活力的積極意義。
在此，我們認為，異性戀或同性戀雖在性傾向上存有差異，而其差異亦不足傷害他人或社會，但異性戀的親密關係卻有進入婚姻的正當性，同性戀則不被認可。事實上，同性戀公民也參與社會之中，透過一己之力而和社會分享著不同的美學經驗、知識和技術，卻僅因其性向特徵而獲致較差的待遇，即是不平等。除了道德上的歧視外，更使同性伴侶無法處理生命裡可能的變故，或在平常的生活中權益受損──此時，我們不得不相信，這一套拒斥同性戀者的婚姻制度只是披著捍衛社會的價值與利益，單純行使並貫徹國家機器對同性戀的歧視。
是不是我還不夠好，不能成你想要的形狀？
面對歧視的質疑，有兩種試圖回應的聲音，一種強調同性戀的關係不具生育能力，國家無須保障；另一種是強調法律並未阻止同性戀和異性結婚。
前者強調家庭的生育教養、照顧關懷等功能，這些指標皆與傳統家庭的正當性密切連結（林津如 2010: 301），這也使得一對深愛著彼此（最好是本國籍或歐美臉孔）且育有兒女（須隨人口政策增減）的夫妻，成為最正當且理想的家庭形貌──當然，這種具國／種族化的核心家庭樣貌，是歷史不斷斧鑿的結果，而非絕對、永恆不變的真理。
不過，在當前的制度下，儘管有些家庭無法盡到家庭的功能，但仍有成家的權利，例如：不願意生養或無法生養的異性戀家庭。必須注意，儘管這些家庭可能會被視為功能不完整而備受關注，但並不影響其成家權利。也就是說，事實上能否把家庭功能做好做滿，並非親密關係能否被承認為家庭的理由，在此，功能齊備與否，至多只提供對家庭進行價值排序的指標，使部分人得以排出理想的家庭和沒那麼好的家庭，但是，不能將排除特定的親密關係劃出家庭之外。
第二種觀點強調同性戀能與異性結合，更點明自然生育觀的一廂情願。若同志和異性結婚後不願生育，甚至無法對異性有生理反應，仍會被國家視為有生育能力；婚後可能冷落伴侶或自我壓抑而致使婚姻不幸福，也不算違逆人倫。這些經不起事實檢驗的話術，卻可以有效的合理化對同志的歧視，因此，強調自然的生育能力（亦即排除代理孕母的模式），只是強調性傾向差異的另一種說法。
在此，我們還需要考慮一種滑坡觀點，這種觀點宣稱，開放同性婚姻，就等同於開放亂倫、人獸交。儘管這是一個值得被嚴肅看待的問題，但在破除強調家庭功能的論證中，我們可避開對於特定親等內的、人和非人（動物、電視機、光劍）親密關係的討論。因為，這類親密關係被禁止的理據，並非源於是否能滿足家庭的功能，而可能是考量其權力關係、優生學以及表意能力等問題。但我們也應該注意，這些標準亦是歷史的結果，事實上，近親通婚在過去屢見不顯；另一方面，動物並未從當代社會的家庭圖像中缺席，而是以寵物的身分進入家庭，成為不可或缺的「家人」，而這樣的從屬關係，也顯示人與動物之間的分際。
看淡了才不再奢求，才迎向自由
更進一步的，那些強調生育作為婚姻基礎的觀點應該被批判，因為，宣稱異性戀的婚姻權源於生育能力的觀點，其實也就是意味著，婚姻的重點乃在讓女性的子宮被男性宰制、操作，藉由生育，來換取國家保障。
我們認為，這種父權的思維應當被淘汰，轉而迎接並理解每個家庭為何而組合的真實想像，有人想要生育、有人在乎彼此照顧，而也有人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這些家庭樣態都不該被國家任意否認，或成為是否給予相關保障的標準──同性戀的權利保障亦然。
我們期待的，是讓家庭的意義得以被想要成家的人詮釋，讓家庭的福利得以對更多人開放。這是婚姻平權所追求的價值，換言之，婚姻平權的討論議程，其實是場無論性向的反壓迫戰。
你還要我怎樣，要怎樣，我要的婚姻平權變成伴侶法
在此，我們尚有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同意法務部推行的方案──以同志伴侶法替代修改民法，將同志權益的保障改納入伴侶關係中，而非婚姻？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回到前面對於平等的判準：在道德上肯認、在實際上對等。這個判准使得我們得以去追問，把同志的權益另法處理，真的有達到道德上一致的肯認嗎？而在實際待遇和權利上，又能完全對等嗎？
事實上，後者的問題可以透過法律規範處理，盡量完善；但前者則不然。此法案的實質效果是將同性戀的婚姻權隔離在民法之外，Sachs（2013: 246-248）早已提醒，應該謹慎的面對這種實際上隔離但宣稱平等的法案，他引用Gardiner大法官的看法表明，隔離同志、另立新法的問題，並非法案給的權利是否一致、達成的效果好或不好，而是這種隔離本身就意味著特定人的尊嚴已備受踐踏。更遑論，在事實上，當法務部告訴我們訂定伴侶法的修法工程比較容易時，我們更需警覺，這是否表示，就算有了伴侶法，還是有諸多權益實際上仍被夫妻這樣的法律修辭所綁住。
除非能證明同志在婚家上卻有其本質化的特殊性，而且，這樣的特殊性必須要另法予以保障，否則，我們無法接受另立伴侶法的做法，這樣的法典只是在宣示：同性戀沒有資格使用「我們的」民法。在此，我們也可以再回應前述強調家屬身分效用的觀點：如果家屬身分果真的這麼好、與婚姻一樣，那麼，為何不要廢除婚姻，所有人皆使用家屬身分即可，而是要保有婚姻，然後轉身去告訴另一群人，他們只能用家屬身分？
變成巨人，踏著力氣，踩著夢
我們需要注意，婚姻平權或許是同志權益的重要里程，但絕對不會是同志權益的全部，婚姻平權僅是去除了國家對於同性戀的歧視，但是，這個社會對於性傾向、性別氣質、性疾病的歧視，仍有待我們共同解決。壓迫總是多重交織，而也總有人始終被壓得難以喘氣。
除此之外，我們也應當注意，擴大婚家的範圍不意味著平等的來臨，沒有能力成家的人，始終接受社會結構的壓迫，而且，當我們越在意家庭內部的照顧功能時，我們就更需要意識到，無法成家的人將可能因為沒有家而失去安全網。我們也不應把「愛情」視為唯一的成家理由，無論異性戀或同性戀，人們透過婚姻追求更好的生活，便是一件值得被尊重的事情，就如同我們相信愛情不只一種模樣，我們也應當相信，家庭不只一種模樣。
（本文原稿發表於學生刊物《惟人》第四期上，2016年3月發刊。此版本為第二次修改版，定稿於2016年11月）
參考文獻
Sachs, A. 2009/2013。《斷臂上的花朵：從囚徒到大法官，用一生開創全球憲法典範》。陳毓奇、陳禮工譯。台北：麥田。
Sunstein, C. R.
2013/2015。《剪裁歧見：訂做民主社會的共識》。堯嘉寧譯。新北：衛城。
立法院公報，2014。〈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舉行「用平等的心把每一個人擁入憲法的懷抱─同性婚姻及同志收養議題」公聽會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103(64): 265-322。
林津如，2010。〈追尋與徘徊：百年台灣家庭與親密關係之變遷〉。載於《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283-312。台北：群學。
陳昭如，2010。〈婚姻作爲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女學學誌》。27: 113-199。
錢永祥，2014。〈道德平等與待遇平等：試探平等概念的二元結構〉。載於《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上卷）》。林毓生編。389-422。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
[2] 在此，能受到家庭制度保障、獲取紅利的並不是有權成家者，而是有權成家的群體中有「能」成家的人。我們必須要注意成家的現實條件：經濟能力、外貌等條件。換言之，國家的婚姻制度其實也向特定人傾斜，因此，我們並不能放棄追問：「讓人人皆可成家，是否就能達成真實的平等？抑或，它只是擴大了壓迫者的群體數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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