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書英文版結論寫上最後一句話：「一切具體實物都煙消雲散」時，實在沒有想到這可能成為立即兌現的現世預言……最近一次回到利姆則是二○一二年五月，上山前的心情匆促憂急。原因是利姆友人傳來消息，聲稱該盆地將大規模開發為工業區，所有村民將舉家遷移。利姆真的要消失了？人心惶惶，我也深感恍惚。（323）
如果要說諷刺，也許就是，這個開發將會留下更堅固的東西。
1. 大三上的那年，大概就是2013年，我因為環境政治的課程要求，而在當時的社團夥伴的協助下，聯絡上在高雄大林蒲地區的工作者們，彼時，大林蒲遷村的議題已然沸沸揚揚。
這個實作對我而言很重要，最大一部份的原因，是我與當時候的授課老師鬧脾氣，這裡的心結，肇因於我們對於特定觀點的不合，不過，事後來看，我們的觀點其實沒有衝突，而衝突的是當下的語境──當然，這最後有個溫馨的收場。
我們為了訪談居民而設計了問卷，跑到高雄大林蒲，進行一天的調查。整個行動就像是張快照。協助我們移動／行動的，是我當時的男朋友，在訪談的前一天，他開著車載著我從市區前往大林蒲，我們還不小心開進了中鋼。
邊走邊找，我們就這樣進入了大林蒲。一如當時候各種資料所說的：當你穿過一整片的工業區──總共有五百多間大小工廠之後，你會看見一個小鎮，一個曾經繁華，但如今人口持續外移的小鎮。
曾經繁華，是因為大林蒲位在運輸的節點上，那麼，人口為什麼會開始大舉外移？答案也許可以說是淤積。一個發展後遺症的淤積、屬於環境公害的淤積，如果要回顧時間點，大概是臨海工業區出現之後開始。公害總是有道德層面的意義：無論願不願意，總是有人會獲得在發展時的大批紅利，與此同時，也有人會大量的接收傷害，兩者極不對稱。
向居民訪談時──有一個重要的插曲，我們需要再三的說明：自己只是中正大學來的學生，為了作業，而不是政府來做遷村意願評估的。我們聽到的，只有無盡的抱怨。有的是噪音問題，「半暝，大卡車在外面跑，有夠吵」；但更多人提到的是，空氣污染。用當地居民的說法是：「工廠會放屁，就算我們把門窗關上，那個臭味還是一直滲進來」。
對於遷村，就我們所訪問到的村民而言，普遍是相當期待的。「你們（政府）要做工業開發，可以，但是讓我們住到一個居住品質好一點地方」、「這個地方已經不適合人居住了啦」，只不過「政府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方案，讓我們離開」。
對於未來應該何去何從，大林蒲的居民說不出所以然來，因為，那個看起來要協助居民的政府，還在裝死。而當地的工作者，希望政府要有效的治理污染，而不是把人們遷走，只是，同心的居民實在太少了。
「對我來說，能越快搬離越好，誰知道久了身體會不會怎麼樣？」雜貨店裡的阿嬤說著。
當時的問題多有，除了既有的污染，還有南星計畫，還有五輕關廠之後石化工業的何去何從。無怪，居民想要離開。
2. Geertz（2009）在《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個人類學家》中回顧早年那些近乎偶然的田野經驗，他認為自己總是在關鍵事件過後，或事件的中場時到田野地，這種讓人感到錯過什麼的時分，「讓我有種來的太晚，或到的太早的不舒服」（6-7）。
其實我們也一樣，來的太晚，沒有恭逢抗爭、沒有遇上當地社區工作者嘗試凝聚社區人們的行動；又到的太早，事實上，整個遷村的政策，到了2016年未確定。不過，這個中間，卻明顯的呈顯出遷村議題的發酵，組織工作者的無奈。但也許我們是幸運的。我們訪談的那天，大林蒲的天空很乾淨，空氣沒有異味。
說來，幸運嗎？誰的幸運呢？而殘酷的是，我們這些外人要談幸運，應該是幸運在：我們沒有人住在大林蒲。
那次之後，我也沒有再去過大林蒲。三年的時間過去，社團的夥伴不再是夥伴，大學同學四散，有的繼續升學，有的投入職場，彼此也都不再是同學，當然，男朋友也分手了。而那個堅固的、扎在部分人的肉身上的苦痛依舊還在，堅固的，沒有煙消雲散──即便，經過氣爆的傷。
3. 我們就是這樣，沒有一起的一起生活著。如果我們真的是某種共同體，那也不過是種偶然。也許我可以對此說得更多一點。
4. 說番仔應該要道歉嗎？當說「幹」都不是指性行為的時候，說番仔為什麼還是在歧視原住民？可以考慮一個現象，在過往的漢人的思維中，番仔所指稱的，也不僅是目前所泛稱的原住民，還有數不盡的外族人，如果要像這個詞過去所指稱的對象道歉，那麼，請荷蘭東印度公司也來排隊領道歉，而日本人下一位。當然，站在當代，東南亞諸國請準備。
這裡的問題有著無法分割的兩個方面，一方面，這個詞彙當然召喚了某種歷史的疼痛；一方面，無法溝通的人，就是異於我的非人族群……
「人不做，要做番，你說奇怪不奇怪。」
「都你在講。」
5. 有些人生觀會對他人的生活產生極大的外部成本，護家盟是一顯例，這是《哲學哲學雞蛋糕》的作者朱家安在2016年7月出版的《護家盟不萌》所提出的觀點。這個外部性時而幽微時而明朗，不過，在這幾天又被看得特別清楚。
難以想像，有些人要結婚需要經過全民決定。到底，誰的婚姻曾經受過全民決定呢？社會在走，民主程序要有。平常，你是愛妻愛家的好爸爸（或愛夫愛家的好媽媽；或愛黨愛族的好立委）；抗爭，霸氣外露（或對空口交；或惶恐不安）的你，是同志的夢靨。兇狠，何需棍棒，正義，不必下車……
6. 這個假日，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熱鬧喧騰，因為，十五週年的院慶。看到十五週年院慶，有個不好開口的問題是，為什麼十五年也要慶祝？看到院慶，有個更不好開口的問題是，這是誰的院慶？
我穿過喧鬧的人群，開幕儀式的歌舞嘈雜，在院慶的開幕上，被感謝的是各種形狀的長官來賓、是各種顏色的學生團體。踏過大石，走進院上，下一幕是：每天來打掃的阿姨，遠遠的站著，看著這個院慶──這個感謝所有為了院而努力的人的活動。勞工不語、阿姨沉默，轉身之後，鴿子大便依舊。
7. 把番仔說即其隨後的道歉當成一種時代性的諷刺與悔悟；要把宗教團體的集會視為一種壓迫，要把院慶視為同時排斥他者的活動，重點當然不是這就是一切，而是，我究竟要說些什麼，什麼在這一刻抓住了我的心思。個案紛雜，但彼此卻又不是如此的高度區隔。
人們總是基於某種偶然而共同生活著、彼此影響著──正如前面所說的，我們沒有一起的一起生活著。而相處的事實，與這個共同體的表象相反，人群之間彼此排斥，在這點上，沒有誰比誰更高明。當然，手腕還是有差。
假如，社會真的在走，假如，我們終究意識到彼此是共同生活著的人。那麼，應該到哪一天，我們才會更明白──那些被召喚出來的、那些現在持續著的受苦記憶與經歷。
國家是一個莫名其妙就出現的組織，而身處其中，面對自己的共同體，人們不總是快樂的，有些無奈是很真實的，最明顯的是，得承擔其他人所做出得來的愚蠢決定，有時候，這些愚蠢的決定並沒有那麼字面上的那麼無害，事實上，總有人得因為那些人愚蠢的決定而受到傷害。而這種傷害，我們當然從小就做起了。
「如果眼淚不是透明的／會隨著情緒變色／那麼你會不會更明白我的心呢……我用盡心力讓你感受／感受到對你和別人不同的小舉動」
8. 從大林蒲，再往下並置三件事情，模糊的依舊模糊，而那些清楚的是：要用怎麼樣的姿態活著，不容易想清。人們要如何想清呢？我們還有多少時間等待人們想清呢？我們又怎麼知道自己是想清的那個人呢？
我們就是這樣，沒有一起的一起生活著。是的，沒有一起的一起生活著。
如果我們真的是某種共同體，那也不過是種偶然，一種暗中漂浮著血腥味的偶然。
9. 生活需要多一點樂觀……只是，誰悲觀？誰能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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