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勞動之路

　　面對近期的學生勞動議題，李翠萍老師在臉書上發文，表示雖然支持學生擁有若干的勞動權益，但是，若將學生視為勞工，那麼，「勞工的本分」與「學生的本分」將會產生衝突：

對於一個在學校以讀書學習為第一要務的學生，他可以同時成為專心工作的「勞工」嗎？身為一個大學老師，可以用「雇主」的態度對待我的助理嗎？我的助理都是我的學生，我如何面對把小孩送來學校『求學』的家長？如果是「勞僱關係」，那麼是否以後我可以要求學生把我交代的工作排在課業之前？舉凡期中考期末考小考報告，我都可以任性要求學生以我的工作為主？

我認為，這樣的論述框架並沒有否認「勞僱事實」的存在，但也點出「師生關係」在這個勞動事實中成為一種情感性的中介機制，使得師生之間的勞僱事實難以成為典型的勞僱關係。也就是說，為師者的不忍心、不願任性，使得師生之間的聘僱關係可能不若尋常的勞僱關係典型，這套觀點提供我們一個更加淑世的角度，去面對師生關係的特殊性。我認為，殊堪各大學的長官們參考。

　　只是，我仍覺得有幾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提問。
　　我們必須要清楚，情感機制根源於老師面對學生的心態，並涉及「任務界定」與「不忍」兩個部分，不太會有爭議的是，幾乎所有老師都同意學生到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唸書，但是，是不是所有老師都會同意「因此，當我們在安排工作時，我們不能夠讓工作量危及到學生的學習任務呢？」，這就牽涉普遍性的問題。
　　為了討論方便，我們不妨假定多數老師都有這樣的淑世精神，當然也有少數的老師沒有這種精神，那麼，我們該用勞僱關係作為保障學生的機制嗎？另外，這個機制又能有效嗎？
　　事實上，這樣的提問無異於「如果很多老闆都對員工很棒，只有少數的壞老闆存在，那麼，我們需要給予員工勞動權益的保障嗎？」我認為，答案應該會是仍然要，因為，保障權益的規範近乎成為我們提供給被壓迫者的唯一武器，即便被壓迫者再少，只要壓迫存在我們便不能漠視。就像是，如果給予基本工資可以保護邊際勞工的效益，即便領的人再少，都應該規範，並且要求資方給予。
　　反對者可以批駁，直截將「教師」類比成「老闆」，「學生」類比成「勞工」是否會有不倫之處？另外，我們又如何確知，給予學生勞動者一個勞工的身分，就真的有助於提升學生勞動者的勞動境遇？我想先就後者進行回應。

　　從後者的觀點出發，可能的立場是，就算是沒有給予學生勞動者勞工的身分確認，學生勞動者的權益仍然可以被保護，就如同李翠萍老師在回覆給其助理的文章中所持的觀點：

一天到晚佔學生便宜的老闆，老實說，早就該吃上官司了，應該不用等勞雇關係確定吧？

但這樣的說法實是有待商榷，在一般的勞動環境中，勞動契約規範出勞工的工作範圍，相對來說，無勞僱契約的人，便殊難認定合理的勞動範圍，而學生助理便面對著這樣的問題，其工作五花八門，幾乎沒有底線可言，三立新聞的報導便指出：

高教工會幹部林柏儀2年前曾訪查了69位大專兼任助理，發現他們工作內容跟雜工沒兩樣，而且還是私人廉價勞工……根據勞動部資料顯示，每年大專院校學生兼任助理人數高達11萬，其中75%屬於打工性質。而千奇百怪的工作項目，從幫教授繳各種費用、買咖啡、遛狗、餵貓、訂機票、籌辦老師私人派對、接小孩、到幫老師母親搬家，甚至連老師女兒都要幫她借書影印資料。

這便顯示，若我們無法確認合理的勞動範圍，那麼，如何能有權益的伸張？也因此，若要一方面不去確立勞僱關係，二方面又要保護學生權利，這反而是在實踐上相對困難的事情。
　　當然，論者可以主張，這肇因於我們對勞動權益的規範與想像多來自於勞基法，在此處懸缺的情況底下，必須要被補足，衍生出相應學生勞動的特殊性而來的規範，不過，若是要因此而給予更為寬鬆的勞動待遇，我認為仍可討論其可能衍生的後續問題（例如，以學習作為認定標準，那麼，哪種工作不學習，僅僅獨厚大學；多數的回應皆指出，學生與教師之間需要多層的溝通與合作，但若將此引為學生勞動的特殊性，是否扁平了其他勞動場域的勞動景況？）。

　　回到更前面尚未解決的類比適切性問題，確實，師生的維度比起勞僱來的複雜，典型的狀況是替老師做計劃，同時為自己做論文；另一種可能是，學生選擇做很多雜事，還可能因為「老師是老師」。
　　就前者來說，我們或許要問，在一般勞動場域中，若有勞工想要挑戰較為艱難的任務，協助老闆之餘同時自我加值，而這確實也為老闆帶來諸多困擾，但是，我們會認為那個勞工不配享有勞動權益嗎？我認為不會，因為，勞動的事實不因勞工的自我加值、老闆額外的勞心勞力而改變。因此，我認為單就此面不足以宣稱學生勞動不需要勞動待遇。
　　就後者來看，更逼迫我們去思考，勞動學生所身處的權力框架，其實是「勞與僱」、「師與生」的共構框架。換言之，即便在類比上出現不合切之處，那也是因為，我們低估了學生身處的權力結構，這不僅僅不能指向給予學生較不好的勞動待遇，更會要求我們去考量這樣的雙重權力不對等，給予學生在勞動權益上更綿密的規範。
　　論者可能批駁，「師生結構」將會使得學生自我剝削，因此，給予學生勞動權益仍難收其效。我確實認為，給予學生相應的勞動權益，不一定馬上可以改善學生的勞動境遇，但是，至少也給予其反撲的可能，故不能說完全無用。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討論勞動便是要把老師全部指認成萬惡的壓迫者，但我們也不能因為壓迫者的數量不多，便忽略被壓迫者真實的血與汗。

　　不過，上述的討論並沒有應對情感機制本身，以下，我將試圖討論情感機制的構成理由，並予以有限的回應。首先，從最前面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情感機制其實是奠基於「學生工作是學習加勞動，但勞工只有勞動」的基礎。也因此，要求勞工必須要在勞動現場做到盡善盡美，似乎是可以被接受的事，但學生不行。這構成勞動市場最最現實的一面。

　　我認為這個前提是有待商榷的。勞動力市場確實只看勞工能貢獻多少勞力，以及勞力的品質。但是，我們並不能忘記，勞工是提供勞動的人，勞工，是個人。

　　為什麼人會需要勞動？除了勞動能帶來成就感以外，還因為，我們需要金錢以供養自己活下去，此外，這些勞動者還可能扮演其他的角色：或許為人父母，需要養育子女，或許為人子女，需要奉養爸媽。或許身為公民，想要多賺點錢納稅給國家（真的有這種人嗎？）。

　　當勞工具體的成為「人」，我們便會看到勞工作為人的需求，例如健康，事實上，台灣也逐漸有反思便利與勞工健康的討論，陳珮琪的遊德經驗或許可以做為引證：

陳佩琪回憶前往德國旅遊的生活，一行人搭地鐵到附近的一個小鎮旅遊，恰巧碰到德國百年高溫，那天又逢星期天，商店不開門，陳佩琪等人一時找不到食物及飲水，大家都熱到有一點中暑脫水的症狀，讓第一天就開始懷念起台灣24小時的便利商店。 不過，等到第二天上班日，一切恢復正常，理性又回到腦中，哈！原來台灣的便利生活是建立在勞工22K的薪水和要求員工60秒內出餐的商業文化上。

這樣的反思說明的，不只是台灣社會慣行對於勞動者的剝削，我們也應該藉此去追問，在離開工作岡位之後，勞工又各自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而我們是否給予勞工足夠的條件，去扮演好自己其他的角色？

　　從此觀之，我們不妨問，勞動權益對應著什麼：薪資，對應著人勞動的酬償與活下去的尊嚴；工時，對應著勞動者的身體狀況，以及不可剝奪其陪伴家人的時間；勞退，指向勞工不再提供勞動力時，仍應有好的生活；職災給付，對應著勞動環境的風險，更是要避免家庭因為職災而失去支柱時可能的分崩離析。（把家庭視為社福單元的結果）

　　因此，我想提出一個觀點：「保障勞動權益，並不是將勞工視為下屬，而是將勞工重新定位回『人』的機制」。

　　同理，透過正視學生為了各種原因而成為勞動力提供者的事實，並把參與勞動的學生視為勞工，並不會貶抑學生，或者弭平學生的特殊性，相對的，正因為我們必須要確定參與勞動的學生也是勞工，才能進一步的給予其更加合適的勞動待遇，使學生可以在勞動的過程中同時也是學生，也是人。

　　當視角移回學生的勞動時，我認為問題其實不是「學生因為確立勞僱關係而成為下屬」，而是，如何讓那些已經成為下屬的人，因為確立了勞僱關係，而成為學生、成為人。

　　我認為，這才是最大的難題，當然，也會是學習型勞動的破口。但如果我的想法沒有錯，學習型勞動－－應該對應著給予學生更高、更優渥的勞動待遇。

本文原先寫於201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