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舉前，一個16歲女生道歉的新聞，讓許多台灣人感到憤怒。第一時間可以觀測到的言論，一則譴責中國的，或者指稱台獨才是出路，要不然，就是強調要投民進黨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是做中國研究的（我期待從事中國研究的朋友能夠有更整全的觀點），就短暫觀察，周子瑜道歉事件，起源於特定人和中國民間社會自發地整肅／審查台灣（或與台灣有關）的藝人。
其實，這個畫面對我們並不陌生，許多台灣人到中國參加歌唱比賽，都要寫著中國台灣－－也有人直接說自己來自中國台灣屏東區，又或者，在主辦單位的安排下，唱著：「我愛你中國，親愛的母親」。
就此來看，整起事件的既視感極重，對台灣而言根本不新鮮。而這次之所以令人憤怒，大概在於女孩被迫，以及形象很差的黃安一直出來刷存在感的緣故。
可是，黃安幹嘛一直出來刷存在感？因為在人間已是癲嗎？
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黃安已然把中國當成自己的祖國－－這樣的人並不少見，無論是龍的傳人還是想進立法院的狼都是，就此而論，如果黃安可以走上白狼的道路，未必不是大有可圖的坦途；第二種可能，則是這麼做對黃安而言有利可圖。當然，這兩種可能也不是互斥的。
無論黃安的動機為何，中國社會和黃安的複合結果，內蘊著一個邏輯：「要來中國賺錢的『台灣人』，就先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只有你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支持台獨──甚至是對台獨深惡痛絕，你才有資格來這邊賺錢」。
而這樣的標準，正好說明黃安自己在中國發展的正當性。
對台灣而言，可以看見的，是中國如何實踐其任性，而前述的審查邏輯，則成為任性得以實踐的重要機制──而且，這個機制往往不是官方的，而是由民間社會自發的。我認為，這個現象，可以稱為「國族化的資本秩序」。
從此觀之，台灣人眼前的困局並不是國族認同不被肯認而已，還加上從此而出的資本夾殺。這其實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因為，硬實力本來就不只軍事，還有經濟。
其實從國族觀派生而出的資本秩序對我們而言並不陌生，台灣因為漁民被射殺而禁止引進特定國家的移工──當然台灣人有絕對的理由認為自己比較不極端；在中國，前些年也有人砸日本車，作為一種對日本的抗議（或者單純洩憤）。
說到底，太陽底下還是沒有新鮮事──特別憤怒，不過只是，有的時候我們還滿安於自己這麼做而已。雖然都是透過商業的力量要逼人低頭，但是，「這還是不一樣」。
台灣人傾向認為自己是在「受害」的情況底下進行報復，但中國不是，他們只是因為容不下別人的意見，「匡噹！」一聲玻璃心碎便要逼人低頭。也因此，台灣人傾向認為，中國人還是比較壞──即便大家都是自負有著一定的資本，玩弄資本的力量，甚至是整個社會的能量去抵制自己不喜歡的對象。
但問題是，我們對於國族認同又真的開放的嗎？當HTC說他是中國品牌時便被發起抵制不是嗎？又或者，有台灣出生卻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我們難道又會給予友善的對待？那個胸痛被轉給蘇清泉的人又是誰？
我認為，在資本高度結合的當代，我們幾乎難以抗拒，或者選擇不去依憑別人所設定的市場新秩序（聽起來好像是對市場的新形態理解）。如果問題源於社會構築的資本秩序，源於台灣與中國的市場和資金的差異，我們可以知道，說「子瑜，歡迎回家」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但是，台獨能夠是另一種處方嗎？
就現階段而言，我認為，我們該憤怒，該焦慮，但也該思考，如何去挑戰「國族化的資本秩序」。我總覺得，正視這個問題，將可能讓我們更有力量去面對中國和台灣的經濟整合，因為，如果我們能對這個問題有著基本的共識，或許能提供我們一個道德性的理由，抗拒從台灣出發去和中國發展更密切的經貿關係。
我還不知道那個道德性的理由是什麼，初步的想法是，就如同有論者認為我們有義務支持公平貿易，是因為我們有義務反對跨國公司對人的奴役，如果國族認同是每個人或族群對自我的界定，不容他人干涉的話，我們是否能夠說，我們有義務去阻止或對抗那些可能會壓抑人們追求自我認同的社會建制？
我猜，要發展這個道德性的理由，我們不能僅把視角放在台灣，而要同時關注圖博、香港、新疆。其實，面對中國，我們跟很多「被歸類為中國人」的人有著太多相似，但是，卻缺乏彼此理解。
另一方面而同樣的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覺得這種被扭曲的資本秩序是一種病態的任性，那麼，我們是否又會學習節制呢…？
後記，本文原作於2016年1月16日，選後，戴立忍、林志玲也面對著類似的事情，真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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